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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山延陵古镇反扫荡新四军伏击日寇歼灭百余人

来源:  点击次数:0  时间:2019-06-30

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,日军在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,对新四军游击队的行动,实行分割、封锁,进行大规模的“扫荡”。延陵大捷,又称贺甲战斗,是新四军巩固根据地,开展反“扫荡”斗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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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次重要胜利。这场战斗歼灭日本精锐15师团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,俘3人,被延安总部通电表扬——誉为“延陵大捷”。

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,日军在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,对新四军游击队的行动,实行分割、封锁,进行大规模的“扫荡”。延陵大捷,又称贺甲战斗,是新四军巩固根据地,开展反“扫荡”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。这场战斗歼灭日本精锐15师团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,俘3人,被延安总部通电表扬——誉为“延陵大捷”。

新四军巧妙部署,形成合围之势

延陵古镇是茅山抗日根据地活动中心,也是新四军“东进”、“北上”重要通道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1939年11月上旬,丹阳、珥陵、金坛、宝堰据点日军集中兵力,多次前往延陵地区扫荡。新四军二团一部、新六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等地方武装,隐蔽游动,待机歼敌。

贺甲位于丹阳西南,距延陵5公里,是一个60余户的小村庄,这里沟塘密布,地形复杂,有利于部队隐蔽伏击,丹阳独立支队就驻在附近。1939年11月8日凌晨,支队副队长林胜国得到侦察员报告,宝堰据点三四十名日军夜袭延陵后,正准备沿原路返回九里敌巢。林胜国决定利用有利时机,设下埋伏,痛击这股日军:一大队主力摆在塔路头村正前方,正面伏击日军;二大队在村西侧隐蔽,火力支援;组织一个加强班,轻装过河,拦阻敌人退路,并警戒宝堰可能增援的日军。同时,将敌情和部署向新四军新六团及时通报,请求支援,合围日军。

扔出“土烟雾弹”,突破日军防线

上午8时左右,日军毫无知觉地从延陵方向过来,进入伏击圈。一大队猛烈开火,当即杀伤10余人。日军随即后撤组织还击,抢占了贺甲村东侧一个制高点——城河山,负隅顽抗。村西侧的二大队也打响战斗,日军以机枪、掷弹筒等火力武器疯狂射击,战斗形成僵持状态。正在这时,新六团“从天而降”,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猛烈攻击。日军遭到合围后,丢弃城河山向西突围,溃逃到贺甲村,企图凭借房屋建筑物和有利地形顽抗待援。

中午12时左右,贺甲村西枪声大作,原来宝堰增援日军来了。日军整合后,妄图利用优势兵力组织反扑,重占城河山。但令日军想不到的是,“老虎团”二团在团长王必成的率领下也加入了这场战斗。王必成人称王老虎,是新四军的一员虎将,他带领二团打新丰、攻句容、袭东湾,连战连捷,令敌伪闻风丧胆。二团和新六团的战士们始终压制敌人的反扑,日军反扑三次,均未得逞。无奈之下,日军重新退回贺甲村,将机枪沿村环形配置,全力构筑散兵坑,并在贺甲村东南角之祠堂,开凿枪眼,以便一旦村陷就退踞祠堂,固守待援。

在日军火力下,新四军一时无法突破贺甲防线,战斗进入胶着状态。傍晚,就在新四军战士加强晚间值备、准备明天再战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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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突降大雨,并伴随大风。王必成团长意识到这是避开日军火力,突入贺甲阵地的天赐良机。他命令一营点燃湿稻草七堆,以浓烟为掩护,突进贺甲村,随后三营和新六团相继突入。日军火力的优势无法施展,只能依靠民房建筑顽抗,新四军战士逐屋争夺,将日军阵地一直压缩到东南角祠堂内。

战果:这一仗创下

新四军歼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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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新纪录

9日凌晨4时,总攻开始了。二团二营先以一个排兵力摸索前进。接近祠堂时,不料被预伏在草堆中的狡猾日军突然袭击,双方展开殊死搏斗。战斗打到上午9时,日军死伤大半,继续龟缩在祠堂内,以坚固的高墙做掩护,作垂死挣扎,但已是瓮中之鳖。随后,二营的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把祠堂南侧围墙炸坍,残余日军慌忙向北门逃窜,被二团、新六团战士们团团围住。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生死格斗,日军全部倒毙。

延陵大捷,歼灭日军168人,俘3人,开创苏南抗日敌后战场歼敌新纪录,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和人民的斗志,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。上海进步报纸以“伟大胜利在江南”为标题加以报道。今天,围歼日军的祠堂已改建为贺甲战斗纪念馆,墙壁上当年激战时留下的数十个弹孔依然清晰可见,仿佛在向人们叙述着那段烽火硝烟的战斗岁月。

“延陵大捷”:

抗战进入转折时期的重大胜利

今天所说的“延陵大捷”,发生在1939年11月8日,而就在这个时期,中国自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的全国性的抗日战争,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,中国的抗战局面,正进入了一个最艰苦、迷茫、转折、甚至是一个扭曲的年代。

敌我相持,国内却悲观情绪蔓延

1938年10月,武汉会战结束,国军给日军以重创,使得侵华日军的所谓的“速战速决”的战略方针被粉碎,日军在中国的战线拉得过长、展开过多,由于兵力不足,使其首尾难顾,已无力再发动大兵团的军事行动,正面战场开始呈现出了敌我相持的情况。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,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,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、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;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,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。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,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。

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,发表臭名昭著的“艳电”,提出与日本“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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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和平”。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,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最为危急之时的这番言论,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。

1939年5月,汪精卫等一行赴日,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了卖国交易。回国后,于同年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“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”,宣布“反共睦邻”的基本政策。一时间,抗战的悲观情绪在中国蔓延开来,中国抗战的士气,也因此受到巨大打击。中国开始出现投降卖国的汉奸伪军,并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,以所谓“还都”的名义成立伪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”后的两年间,中国的“汉奸现象”达到了高峰。

在国际上,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,二战正式爆发,9月28日波兰沦陷。法国、英国被迫向德国宣战,整个欧洲随之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,欧洲的绥靖主义思潮正在受到现实的强烈冲击,欧洲各国都在担心下一个被德军入侵的目标就是自己。德、意、日法西斯轴心国军事力量的迅猛攻势,也影响到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悲观主义倾向。

1939年,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逆转。1月,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,把国民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,开始实行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方针。

中共肩负起抗日的历史责任

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,使中国的政局空前的复杂。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,明确指出:整个抗战时期,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,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。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,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“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、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、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”三大口号,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,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,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。

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,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历史责任。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,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,放手发动群众,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,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,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、晋冀豫、冀鲁豫、晋西北、山东等抗日根据地。由陈毅、粟裕等领导的新四军,则在江苏及周边的根据地,不断发动对日军的打击、袭扰,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,让日军疲于奔命、不得安宁。“延陵大捷”,就是新四军为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,巩固敌后根据地,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,开展反“扫荡”斗争的一次威震江南的著名战斗。若把这场战斗所取得的胜利,置于1939年间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大背景之下来看,这个胜利,就更显得尤为难得与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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